敏杰的夜奔

闭关期间，另一个站点仍然会更新。
想继续看的点击这里
喜欢看轻松文字的人就不要点击了。

[Read more →]

闭关吧，到7月1日。

[Read more →]

1。
据说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在这样的日子里，有两种人会特别爽。
一是巧克力生产商，二是避孕套生产商。
2。
感情究竟需要多大的承诺？
3。
好了，把这首歌献给依然单纯的相信爱情的人们。

[Read more →]

这个贴子是今天在Zjuonline上面看到的，没有什么能做的，只能祝福这个女生，并且长时期关注这件事。如果属实的话。

2007年3月12日，我刚刚从周口市教育局高招办回来，被告知已经发出的机要是不可能取消的。我的成绩因为一份2007年1月30日发出的机要：因携带手机入场，扰乱考场秩序，各科成绩取消。看到这样的结果我诧异了。因为想不到一位老师的行径可以卑鄙到如此地步。2007年1月20日下午的情形历历在目。我只觉得一双看不见的手颠倒了事情的真相，耽误了我一年的时间又或者是一生的命运。　　 那天的事情是这样的。20号下午考试英语，我走进考场的时候被一个女老师检查出了手里的手机。我问她：”老师，我把卡取出来行吗？我是看时间的，因为英语的考试时比较紧。”女老师说，不行。我说，那放在哪里呢？女老师说，就放在这个桌子上。放在考场外面的小桌很小，已经放了一些学生的课本。我出于担心就问了句：”那丢了怎么办？”女老师又是一句，丢了不负责。　　 我心里有些气愤，心里想着英语考试一定要心情放松，没想到碰上了一个说话这么冲的老师。因为还要考试，我回头看了一眼，刚好看到隔壁考场的一个认识的人，我就把手机交给了她，请她帮我把手机放在她的背包里。　 开始考试了，我做得很顺利，毕竟已经复习了一年，我觉得自己的发挥还是可以的。尽管之前有一些心情不好，但并没有影响我的情绪。
我是最后做的完型填空，因为考过研的都知道，完型的题目不容易得高分。我做题的时候把试卷从中间撕了一下。每年的完型的题和选项都在第一页的正反面上，作起来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把那一页撕了一下。考场比较静，我撕试卷的声音可能有点大。一个男的监考老师走过来问，你在做什么？我告诉他，因为做题不方便，我把试卷撕了一下，这样看起来比较容易一点。　
最后15分钟，我涂完了答题卡，听见老师说还有最后5分钟，请大家仔细检查。这时那个女老师在我的旁边走来走去，起初我并没有抬头也不知道是何故？偶然抬头看了一眼，发现那个女老师斜着眼睛注意着班上的学生，站在第一排一个学生的面前嘴里说着：”C、B……”。第一排的那个同学身子趴得很低，指着自己的试卷问：”这个呢？这个选几？”　
我立刻明白了这一切，瞪了那个女老师一眼。那个女老师的脸上立刻出现了像被捉奸在床的尴尬。她走到我的面前，又看了一眼我的试卷，我用一只胳膊压住了，同时看一眼她挂在胸前的名字。她叫王莹。她问我做什么？我说，没事，就看看你的名字。那个女老师一下子火了，吼了出来：”你看清楚，这上面有我的名字和编号，你想上哪告上哪告去。我还告诉你，考务办公室就在二楼。”我问了她一句：”老师，你如果没有抄我的答案告诉别人，我告你干嘛？”那个女老师丝毫不认为自己的举动是无耻和错误的。她说：”你想告就告去！别看没到结束的时间，你现在就能去！”我觉得这种老师真是很无耻，不但敢于承认自己的行为，还这么嚣张。　 我很气愤，手哆嗦，整理好自己的试卷说：”老师，现在还没有到结束时间，考试完我们再说这件事好吗？这么多人复习了一年的时间，不是来听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辩论这个老师凭什么抄自己的答案给别人的。”　 很快结束了，铃声响起的那一刻，那个女老师声嘶力竭地喊了出来：”你去吧，你快点去。想找谁告找谁告！”　　 我去了考务办公室把情况反映给了主考。主考说他会调查这件事情。我同时问了主考那个女老师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为难我。他很明确地回答我，不会。　 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很生气，但毕竟考试是第一位的。我调整好心情，顺利考完了以后的两门课。我提醒自己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以后大概不会再遇见。　　
可是今天，2007年3月12号，当我打电话问过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为什么我的成绩是0分时，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竟是发个这么一个机要，作废了我的各科成绩。　　 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告诉我，我的成绩考得不错，但因为有这么一个机要，所以不能告诉我分数。说如果尽快让当地的招办发一个函取消的话，还来得及。并说从来没有见过以这种理由通知作弊的。　 我去了周口市高招办，得到的解释却是已经发出的机要是不可能取消的，也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而查看了当时的记录却是考场的两个监考老师相同的笔录：该生私自戴手机进考场，经劝瞩后不听，态度恶劣，且撕毁试卷表示抗议。
我问负责人，你觉得一个女生会在决定自己命运的考场上因为带不带手机这个问题而态度恶劣到撕毁自己的试卷表示抗议吗？你不觉得一个女的作为老师该抄的也抄了，该看的也看了，反过来这样用这种手段来报复是不是也太恶毒了一些？负责人说，你年轻嘛！明年还可以再考啊！　　 我诧异了，每个人年轻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我的年轻就是用来陪着一些无耻的人堕落的。“那有什么办法？刘少奇不也是被冤枉致死了吗？“他这样答复我。　　 面对这样的结局，我不知道今年的研究生梦想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为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梦想我已经努力了三年。考研的目的也由第一年的跟风，想要从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第二年的不服气、变成了今年的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节目策划人。可是一个机要，一个不做真实的调查就不负责任地发出的机要，毁了我的这一切。　　 我也不知道该从这样的事件中吸取怎样的教训，是以后再也不要带手机了，还是遇见想要看我的试卷给别人递答案的老师，就态度和蔼、毕恭毕敬地问一声：”老师，你看不清楚的话问我，我告诉你好吗？”　　 因为一个人影响了我对这个群体的看法，老师，请原谅，以后我可能再也不会用尊敬和高尚的眼光看待你们。因为一件事影响了我对整个人生的看法。我觉得如果自己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也许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以前对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有着美好的希望的，因为公平和正义还是存在的。可是为什么当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就没有了解释真相的机会呢？一个只相信两个无耻老师的机要如果是错误的，为什么不能取消呢　　 我以前看到被冤枉的事情都觉得别人很不幸，甚至很可怜。因为一件事就足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轨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时，我突然觉得可怜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力量。当自己可怜自己的时候，尤其如此。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我想公布我的信息和一些这个事情的信息。希望如果有人看到，如果你可以帮助我，请你告诉我今年我能上学吗？如果不能，请把那个机要的理由改为：该考生因发现监考老师的作弊行为而与其发生冲突，扰乱考场秩序，各科成绩作弊。可以吗？　　
考生编号：100337166220363　　报考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报考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　　身份证号：41270219830120744x　　考点：周口市二高50考场3号　　20号下午英语监考老师：周口市二高老师王莹和一位男老师（我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他说一口蹩脚的周口味儿普通话）

[Read more →]

这篇文章是龙应台对电影《the lives of others》写的影评。
转载在此，与诸君共享。

今年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德国作品《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又译《别人的生活》)，在取得小金人之前便早已引起了轰动，横扫德国各大奖项，包揽2006年欧洲电影奖上的最佳影片、年度男演员和年度编剧三项大奖……热烈的关注和议论从德国本土蔓延开来。
《窃听风暴》剧照。
　　本报曾在2006年第四季度娱乐盘点中对该片作出重点推介。《窃听风暴》与三年前的《再见列宁》有点相似，时间背景都是东德末期，故事将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不为人知的大规模窃听行径公布于众，同时以一丝温暖打破同类电影的俗套。
　　奥斯卡的小金人，使得这部德语文艺片再一次受到更广泛的关注。知名专栏作家龙应台应本报之约，写下了对该片的所感所想。
　　——引子
　　
　　1　列宁听贝多芬
　　《窃听风暴》(《别人的生活》)，今年度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真的很特别。一夜成名的导演，东诺士马克，是个初出茅庐的人，只有三十三岁。得奖的作品，是个啼声初试的作品，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而且，他不只是导演，剧本也出自他的手。从构思到完成，整整九年。
　　九年前，东诺士马克还是个慕尼黑电影学院的学生，有一天在家中发呆，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突然想到列宁当年是怎么谈这个奏鸣曲的: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国的《时代》周刊报道了莫斯科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情景:
　　这样一个人
　　全共产世界(不日落国)都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并配上列宁的话作为旁白: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广播剧以最甜美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四十五分钟之后，美国电台也开始发音，播放美国版的列宁生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也响了起来，列宁热爱这个曲子的话，也被引用，但是，这一回是全文:
　　……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东诺士马克心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共产东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名作家的私生活。三年的时间，他藏身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但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采访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
　　“我发现，”东诺士马克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而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表现的:他害怕他的感情会坏了他对原则的追求。”
　　有一个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请东诺士马克到家中晚餐。很愉快地，这个人告诉他东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敌对势力”的“气味样本”，只有一次失误:有一个女人，被搜集“气味”的时候，她刚好来月经。秘密警察把带血味的“样本”给狗去闻，“那狗被搞胡涂了”。
　　讲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东诺士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战栗不已:原来，“彻底的野蛮和文明，隔得那样近”。
　　
　　2　布莱希特看加利略
　　列宁为了保持革命的纯粹性而抛弃他最爱的《热情奏鸣曲》，东诺士马克就试图用电影艺术来演绎:如果革命家真正听了《热情奏鸣曲》那样的音乐，世界会不会不一样？
　　地点是德国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柏林，时间是“一九八四”——这绝不是个未经细思的年份。欧威尔的黑色预言，正笼罩柏林。秘密警察魏斯乐，是个奉公守法、爱党爱国的忠贞公务员。他善于侦讯，用精准的心理手段摧残敌人意志，取得口供。他相信，国家的安全必须依靠像他这种忠诚共产党员的无私付出。
　　领导交给他一个新的任务: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找出他的“污点”。
　　德瑞曼是个典型“体制内”的作家。爱国，不反党，享有盛名，与党的最高领导都有交情。所编的剧本演出时，总是冠盖满京华的待遇。文人朋友中，有愤懑的不合作者被禁止出境，他不作声。有批判当局者被监视、被孤立、被“灭音”，他同情，但不行动。这样被党所爱，他也自信自己不在被国家监控的名单内。
　　他不知道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他美丽的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部长将他置入全面监听，期待找到污点，以遂私欲。克丽斯塔，在绝对的权力下，不敢不从。她先是屈服于部长的欲求，又在威胁之下出卖德瑞曼；文人和艺术家在国家机器的巨轮之下犹如蝼蚁求生。
　　一个前辈导演的自杀带来了德瑞曼的转变。深受德瑞曼尊敬的舞台导演，因为“不听话”而被剥夺了艺术生命，终于以死来表达抗议。向来选择不挑战当局而如鱼得水的德瑞曼，在听到消息的一刻，沉痛之余，坐在钢琴前，开始忘情地弹起热情澎湃的《好人奏鸣曲》——一首以《热情奏鸣曲》为模板的新曲。
　　德瑞曼面临抉择:他继续独善其身，假装看不见那个充满压迫的世界，还是准备牺牲所有既得的利益，起身以行动反抗。
　　他决定成为行动者。冒着死罪，写了一篇长文，揭露东德隐藏自杀人口统计数字的文章，透过地下管道，送到西德发表。
　　认真监听着他的秘密警察魏斯乐，戴着耳机，当下就听见了《好人奏鸣曲》，激动不能自已，流下了眼泪。
　　在此之前，他从德瑞曼的书房里“借”了一本小书出来，躺在床上念，那是布莱希特的诗:
　　忆玛丽亚
　　夏日晴空在我俩之上
　　深深凝视那朵云
　　那样纯白，那样高
　　当我再度凝视
　　它已消失
　　眼睛如冰冷玻璃，从来不流露任何情感迹象的秘密警察魏斯乐，在深夜的孤独里，读诗。
　　从监听，魏斯乐当然知悉德瑞曼的“叛国”计划，忠贞的秘密警察面临抉择:他应该忠于他信守了一辈子的爱国爱党那一套原则，还是他心中被“奏鸣曲”和诗意外敲醒的善恶直觉。
　　布莱希特的名字在这里出现，也不会是未经细思的。他是东德共产党供在神桌上的社会主义伟大作家。可是他的两部盛名之作，《加利略》和《四川好人》，探讨了同一个核心问题:在面对不公不义的强权时，个人的抉择是抵抗还是妥协？在面对善与恶的拉锯时，个人的抉择是往善还是从恶？
　　在布莱希特的剧本里，加利略面对教会的压迫，选择了不抵抗的妥协，但是用妥协所赢得的空间设法将自己相信的真理传递出去。所以他的学生认为，他的妥协其实是一种真正的英勇。《四川好人》的道德，使得她无法生存；必须依靠一定程度的“恶”，才能保护她自己，让她的善得以存活。布莱希特半生面对纳粹的国家强权，辗转流离；到了美国，又被迈卡锡反共主义逼迫着交代政治立场。个人面对不义的国家强权时，究竟要怎样做自己的道德抉择，究竟要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平衡点，一直是布莱希特作品里最重要的问题。
　　在“一九八四”的历史时空里，作家德瑞曼和秘密警察魏斯乐所面临的，是和加利略，和布莱希特，同一个问题。
　　
　　3　穆荷演魏斯乐
　　东诺士马克拿着写好的剧本四处筹钱拍片时，一路碰壁。碰壁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它不是喜剧，而且主题太严肃。
　　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十五年间，以共产东德的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不是没有，但得到市场青睐的几乎全都是喜剧片，譬如脍炙人口的《再见列宁》，对于消失了的东德社会主义岁月用一种落日余温的温情、不伤筋骨的调侃，加上一点淡淡的怀旧情绪，组成了面对过去的主调。《窃听风暴》在德国引起骚动，除了电影本身的艺术品质之外，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这大概是两德统一十六年来第一部不加糖加奶的，认真刻画东德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影片。
　　围墙在一九六一年树立起来，到一九八九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七万五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八百零九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七千五百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九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十七万五千名秘密线民去管控一千七百万人民——相对之下，希特勒只用了三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十七万五千名线民，包括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所以东德人并不那么愿意去翻开自己的资料。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是的，有太多的“真相”，但是知道“真相”，究竟会带来幸福还是更深的痛苦？大多的电影对东德阴暗的历史轻轻带过，是不是因为，人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承受痛苦？或者说，人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承受罪责？
　　曾经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东德人也组织起来了，添了白发的他们说，他们当初也不过是尽他们的“首土有责”，做的是一份荣誉的工作，并没有罪责可言。可是那因他们的“荣誉”工作而家破人亡的其他的人们，仍被记忆折磨。政治学上所谓“转型正义”——在改朝换代、价值翻转之后回头来清理是非、分辨善恶、追究奖惩和责任，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仍旧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课题。
　　东诺士马克每天接到很多很多的来信，“有时候，”他说，“我不敢打开，因为，里面有太多痛苦。很多人想来跟我诉说，我只好说，我不是神父，没法帮你告解。但是通过我的电影，人们似乎认识到一件事:你，是有选择的。”
　　他指的是秘密警察魏斯乐。为了不忍见德瑞曼以叛国坐牢，为了忠实于他在听《好人奏鸣曲》和读布莱希特的诗时的感动，他选择放弃仕途，付出代价:被降职到地下室去做拆信员。统一变天之后，他也翻不了身，仍旧在最卑微的底层艰辛求存，做一个递送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而在“一九八四”的朝代里呼风唤雨的那个文化部长，统一之后，摇身一变，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大人物。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