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那么美国人就是车轮上的民族。

电影<Good Willhunting>里，Matt Damon开着哥们Ben Affleck拼装起来的一辆小破车，在Elliott Smith的歌声里绝尘而去寻找自己心爱的女人，这个场景不知道打动了多少的年轻人。那里面有对自由的渴望，有年轻的勇气，还有一点反抗世俗的不羁。

年轻人经常提着一个小小的箱子，这可能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从一个城市漂到另一个城市。当然，这几年，随着911以后逐渐高涨的爱国热情，从自由(Liberal)派转向保守(Conservative)的年轻人多了起来，相应的，朋克和嬉皮的随性生活已经渐渐失去了吸引力，人们可能更欣赏硅谷和华尔街的成功人士。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不变的，这个国家的租房业特别发达，最近一段时间地价的下降，也间接刺激了租房市场的火爆。

大部分美国人找房子租会去Craigslist 这个网站，作为全美最大的分类信息站点，在这个上面你可以找到各种信息，从租房到搭车，甚至还有些色情(Escort)服务，当然它会用比较隐晦的说法，因为色情服务在北美大部分地区都是非法的。

刚来美国那阵子，我很傻很天真的以为这儿的房子很好找。也就谁都没有联系。结果差点流落街头，在一位中文教会的弟兄的帮助下，我才渐渐安顿下来。那时候拿着craigslist上的信息，顶着大太阳，跟一个朋友一个街区一个街区的看房，总是不满意，有的是因为房东太过凶神恶煞，有的则是房子太破，里面的诡异程度甚至可以直接拿去拍倩女幽魂了，还有的，则因为邻居看起来比较糟糕，门口堆满了垃圾，苍蝇肆虐。最后在一个还不算太偏僻的地方找到了一处不错的房子，房东是个天主教徒，美国的富人，在匹兹堡有四套房子，见了面就跟我双手合十，非常虔诚，房子的修理工Joe是个快80岁的老人，身手矫健，甚至一人锯倒一棵大树，关于joe的事儿，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写写，我从心底里尊敬这个硬朗的蓝领工人。

这两天，要转租这个房子的一间卧室，于是我自己也体会了一把房东的感觉，在Craigslist上贴了转租招室友启示，引起我注意的是网站上的这行小字：

Stating a discriminatory preference in a housing post is illegal, is prohibited on craigslist, and can be expensive:

翻译成中文大概是这个意思：在网站上发布含有歧视性偏好的租房启示，是非法的，并且将可能会遭致巨额罚款。

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除了在新加坡的地铁上的罚款5000元的标记，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罚款警告，仔细的看了看介绍，查了查资料，似乎才明白了些许用心。

自从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黑人运动之后，种族就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敏感之处，美国人对种族平等理念的贯彻体现在各种法条政策上，比如相当有名的affirmative action。这个条款给黑人和少数族裔在教育和就业上一些优先权，以补偿他们因为非优势地位的历史性损失(historically socio-politically non-dominant group)。当然Affirmative Action也引起了很多争议，许多人觉得对少数族裔的优待就是对多数族裔的反向歧视，这是另一种不公平。

美国的法律法规，事无巨细，条目众多，在所有法律里，有一条是专门管房屋租赁销售里的各种问题的。

这个法律的全名叫联邦公平住房法，其中第3604部分，专门规定了在租房启示里应该避免使用哪些词语。

比如你不能在租房告里说：

种族类：”只租给白人” “周围邻居大部分是白人”

宗教类：”只租给犹太教徒”

国别类：”不租给国际学生”

残疾类：直接的”身体残疾人士免” 或是暗示性的”我的房子可能不太方便进出”

家庭类：直接的”最好无小孩” 或是间接的暗示”我的房子很适合刚工作的年轻人”

不管怎么样说，你还是对你将来的室友多少有一点期待的，比如，可能为了沟通方便，你愿意租给老中，比如，你实在不喜欢咖喱，不想租给老印，再比如，你为了练口语，你想找个白人MM室友，这些都是不被允许出现在租房广告里的。

在这样严格的规定下，租房广告里可能只剩下了具体的房屋描述，房租金额，水电煤气等等。

话说回来，我的广告发出去以后，收到的邮件络绎不绝，价格低廉加上地段不错，自然是受到追捧。很多人在我回复邮件之后就失去消息，我暗自揣摩一下，大体上，人们还是可以从我的名字上看出我是中国人的，有一个姑娘热情洋溢的专门写信来向我求证，问我是不是以色列人，可是很可惜，我是亚洲人，我是中国人。可见，不管你说的是什么，也不管法律如何限制，心里面还是有一套自己的标准的。比如，有的人就不喜欢和亚洲人住一起，有的人就不喜欢和印度人住一起，有点基督徒就不喜欢和摩门教的人住一块，所谓强扭的瓜不甜，那种根深蒂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以及确实存在的文化差异，让人们不得不心有城府。

最后的结果，房子租给了一个费城来的美国青年。此君原是职业自行车选手，后来玩腻了，开始读大学。至少目前看起来还不错。

永隔一江水

许多人翻唱这首由王洛宾创作的歌曲。比如许巍、韩红、周云蓬。上面这个是来自周云蓬的版本，可以说唱出了歌词里的大部分意境。

<基督山伯爵>里有一句：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几个字里面：等待与希望。

Update 附上几个其他版本：

许巍 and 韩红

许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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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带走黑夜
　　青草的露水
　　大家一起来承担
　　生活多么美
　　我的生活和希望
　　总是相违背
　　我和你是河两岸
　　永隔一条水
　　我的生活和希望
　　总是相违背
　　我和你是河两岸
　　永隔一江水
　　
　　波浪追逐波浪
　　寒鸦一对对
　　姑娘人人有伙伴
　　谁和我相陪
　　等待等待在等待
　　心儿已等碎
　　我和你是河两岸
　　永隔一江水
　　等待等待在等待
　　心儿已等碎
　　你和我是河两岸
　　永隔一江水
　　
　　黑夜过去到黎明
　　像飞鸟身影
　　我没有另外的人
　　只等你来临
　　等待等待再等待
　　心儿已等碎
　　你和我是河两岸
　　永隔一江水
　　等待等待再等待
　　心儿已等碎
　　你和我是河两岸
　　永隔一江水

那一年春天，银河系里有个星球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灾害，星球里的许多企业纷纷捐款，有些大老板一掷千万，媒体赞誉四起。有个专门造房子的公司，他们的王姓老板只捐了区区220万，一时星球里嘘声一片。

发生灾害的时候，我正在另一个星球拜访弗里德曼，这个老头现在退休在家，每天除了和凯恩斯，熊彼特，哈耶克几个打麻将，还是在在打麻将。

那天晚上打晚牌，我送弗老回家，路上我们聊了聊关于王老板的事情，那段对白是这样子的。

Minjie：弗老师，最近我又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弗里德曼：你小子又拧巴了吧，想什么想啊，像我这样打打牌的生活多么的Happy，虽然凯恩斯还是那么臭屁，不过他牌技比我差多了。

Minjie：无语。。。

弗里德曼：说吧，今天我心情不错，有问必答。

Minjie：我想问点关于企业责任的事情(Corporate Social Responsbility)的问题。

弗里德曼：哦，这个啊，你先去看我的那篇发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好了。

Minjie：(心里想：这么长的英文，有没有摘要啊)。

弗里德曼：看你这么懒，那我就再跟你说说吧，我知道，你想问的是王老板的事情吧。

Minjie：您说，我听着。

弗里德曼：首先来说，谈论企业责任这个概念(CSR)是暧昧不清的，我们可以说人有责任，企业呢？企业只能算是法人(artificial person)，所以他在法理上，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那些责任(artificial responsibilities)。我们通常谈论企业社会责任，其实指的是企业里的那些职业经理人作为一个经营者的”社会”责任。

Minjie：我明白了，王老板是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们没有骂错对象吧。不过要骂的话，也要把公司的CEO一起给骂进去吧。

弗里德曼：汗。

弗里德曼：撇开NGO不说，你觉得一个商业企业的经营者应该干哪些事情？

Minjie：在一个自由市场里，我觉得企业经营者要干两件事情，第一遵循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如果是个商业企业，那赚钱是最重要的，当然他要保持客户的满意，以及雇员的稳定。第二就是遵守法律法规。

Minjie：现在很多人批评王老板，说他没有善心，有人举例，说美国人Bill Gates的基金会捐了好多钱了。

弗里德曼：一个职业经理人，当他在企业里做事时，他和股东的关系是委托代理(agent)，他这个时候不代表自己，是以一个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也就是说他和公司的股东雇员或者利益相关者之间是有合同的，他应该专注于他应当做的事情上面。我不排除这个人很有良心和责任心，比如王老板可能天天晚上在家里哭，谁知道呢，他自己可能已经偷偷捐了好多钱了，但是你应该把一个普通公民王老板和一个职业经理人王老板分开，个人在良心上的困扰并不能让他任意的滥用自己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权利。因为你要向你的老板、向你的股东交代，你是有信托责任的。另外说起Bill Gates，这个基金会本来就归他所有，钱都是他自己的，所以他当然可以有权处理里面的钱了。这和王老板的情况不一样。

Minjie：我知道了，弗老师。作为公民的王老板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王老板确实应该分开。

Minjie：弗老师，我知道有的企业直接向员工摊派，抽取工资多少百分比来着，而王老板说他只让自己的员工捐10元，您是怎么看的呢？

弗里德曼：我反对直接向员工摊派。

这样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在法理上，第二是在效率上。

在法理上，向员工摊派，等于说企业这个时候承担了政府的职责。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政府的一个作用，就是收税，然后将这些税分配到合理的，有需求的地方去。如果企业直接摊派，那么等于企业在向员工征税。因为这种直接征税的行为，是缺乏监管的，很难保证不被滥用。所以我反对企业摊派，这是之一。

在效率上，当企业募集到这笔钱之后，他并不知道究竟怎么花效率最高。有的企业只有含糊不清的社会责任目标，比如帮助失学儿童，却不知道如何帮助。面对多种存疑的捐助渠道，比如有的官方机构有腐败的传闻，企业在决定如何处理这笔钱时是冒着滥用的风险的。这是我反对企业摊派的第二个理由

我赞同王老板说的只让员工捐10元，我甚至认为企业不应该搞员工募捐活动。应该让员工自主参与社会里的活动，员工有自己的判断力，也有自己的喜好。比如有的人更关注灾后重建，他把钱捐去那些机构，有的不信任官方的机构，所以他愿意捐给一些有基督教佛教背景的NGO。这样这笔钱的效率来得更高。

Minjie：王老板后来宣布补捐一个亿，这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弗里德曼：抛开道德的外衣。我想王老板终究是个聪明人。

他可能是有这几方面的考虑。
1. 政府关系。

在这个时刻，如果再不捐钱，似乎就已经和政府完全站错方向了。尽管政府没有逼捐。但不排除将来在生意上给他脸色看。

2. 客户。

潜在的客户可能因为这次事件而离开。

3. 股东。

人们可能抛售公司股票。

4. 员工。

目前公司员工对公司和王老板作为的反应。

所以利害计算一下，他就应该知道，这1个亿究竟捐的值不值得。

本质上没有”社会责任问题”，只有公司的前途问题。

有些企业十分看重CSR，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强势环保主义顾客的逼迫，或者是为了和政府搞好关系，又或者是为了吸引员工，而本质上是一个逻辑，为股东谋取更多的利益。

当然王老板这么做，就违背了股东的权益，即使他认为这么做可以让股东获益，但他也应该遵循董事会的规矩来办事。

Minjie：最后，你对这次灾害里各类逼捐行为怎么看？

弗里德曼：短期来看，似乎效果很好，更多的钱捐了出来，可以为灾区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长期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逼捐，如上文所说，让企业有了自由的征税权，如果有一天企业都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了，那么首先这是没有效率的，第二这可能掩盖了政府在制度上的缺陷，第三，如果企业都去制造公共产品(Public Good)那么谁来生产提供一般性的产品和服务呢？

Minjie：谢谢弗老师。 您最后有什么想说的？

弗里德曼：要么你像Bill Gates老师那么有钱，要么就去做NGO，身体力行，别拿别人的钱随便慷慨。

王石出现在镜头前，他面色沉重，语气诚恳的向大家道歉，眼神里却有一丝困惑。几篇在个人博客上的发言，以及万科在抗震救灾里的作为，让许多人向他竖起中指。人们在互联网上酝酿着情绪，”黑心的地产公司，赚这么多钱，现在却一毛不拔”之类的评价随处可见。尽管很快他就出现在四川第一现场，并且承诺捐助1个亿，但奥美主导下的这场救赎式的公关行为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效，一夜之间，辛苦建立起来的万科的形象似乎毁于一旦，而瓶装王老吉和某个钢铁公司，却因为慷慨的捐助而备受追捧。一个接一个捐款排行榜在流传着，那些跨国500强的高管们又一次的感受到了压力，这样的压力不但来自外部，甚至来自那些普通员工，尽管平日里他们很少表达异议。而在内地的某个城市，麦当劳因为夹在报纸里的红色的广告，而受到冲击。照片里，人们的脸上写满了愤怒。

我无意陷入一场观念之争，因为对话者的价值观、假设和逻辑均不同，争论的结果往往有如鸡同鸭讲。左手是商业准则，右手是灾区孩子的眼泪，左边是理性，右边是感性，这实在是难以取舍的。

而事实上，若你了解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在上世纪80年代在电视里的讲座，就应该知道今天人人都在高谈阔论的”企业社会责任”指的是什么，而后面几年里被商学院广泛使用的利益相关者模型(Stakeholder Model)，在我看来，无非是给弗里德曼的理论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再到最近几年BP、SHELL、DOW这类重型污染企业的自我包装，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在西方的语境里，除了那层梦幻又美丽的道德外衣，最根本的一点，是对股东的信托责任。

时至今日，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中国经济的奇迹。在三个代表出台之后，列宁和马克思已经让位给了市场经济，尽管各地的官员依然将政治学习作为第一要务，但人们更关心股票的指数和房产的价格，社会在动荡之间前行，财富新贵赢得了人们的赞誉。罗素多年前曾经仔细观察中国，他说这个国家的人们更关心现世的生活，在没有宗教的影响下，已经破碎的古老的儒家价值，被统治者用来”稳定”人民的情绪。所以你会见到这样一种分裂的场景，这个国家的经济是放任自由的，就如张五常所言，这甚至比美国的共和党的经济政策还要自由，而这个国家在精神上依然是未完善的，冲突着的，保守的，充满警惕的，人们不再信任古老的道德，却发现摆脱不了深埋于己的那种微妙的文化种子，这像极了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急需获得世界的认可，却希望有完整的个人身份感。

也许这样的迷茫，从李鸿章一代人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埋下了种子，也许，这是乾隆时来中国拜访的，Macartney爵士带来的奇异的物品和不安全感 ，也许，这样的迷茫甚至来自更久远的时代，它从这个国度的名字的称号就看得出：”中国”，它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这样描述中国乡土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在老子之后的近千年里依然没有变过，人们习惯了熟人社会，习惯了红白喜事找周围的邻居分享，习惯了口口相传历史，习惯了用含糊不清的方式描述事物。就如黄仁宇所言，这个国家仍然不善于数字化的管理。那样的含糊不清，除了潇洒写意的韵味，更多的，是人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起稳定的你中有我的联系。

所以在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农业社会里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了那些鸦片肆无忌惮的在周围传递，也工厂里那嗡嗡作响的机器生产出了衣服，人们既忧虑，又高兴。新的技术，以闻所未闻的方式帮助人们改善了生活，然而那些恶的，非常规的手段却和人们的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冲突。所以我们一直是矛盾的。一边享受着高速的互联网，新的通信方式以及其他科技带来的好处，另一边，又在仔细的打量着那潜藏的恶，因为人们见过鸦片的肆虐，也听说过资本主义的残酷。商业社会下的规则和逻辑被视作无物，人们没有敬意，甚至包括企业主，娃哈哈曾经把它当作挡箭牌，而今天，受难者却是万科。

对私人产权的尊重，直到前不久，才在《物权法》里有所体现。然而当这个国家一批在自由经济下成长起来的世俗精英们，比如王石，正想发挥些更大的作用，他才发现，这个国家里，最大的老板除了执政者，连普通的百姓也会站在他的对立面。这，又是让人何等的绝望。

为此，我只有不断告诉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

愿你那饱含真情实意的情感，不被滥用，不被恶用，愿你多点理性，少点冲动，愿这个国家早日走出青春期，告别人格分裂。

作者: Paul Graham

原文链接

May 2008
伟大的城市吸引充满雄心的人。当你在城里漫步时，就能感觉得到它以100种微妙的方式在向你传递各种信号：你可以做的更多，你应该更加努力。

让人惊讶的是不同的城市有各自独特的信号。纽约告诉你，最重的是要赚更多的钱。它当然也传递其它的信号，比如你应该对潮流更敏感。你应该更好看。但最清晰的信号，毫无疑问是你应该更有钱。

我喜欢波士顿(更确切的说是剑桥)(这里作者指的是Boston的Cambridge，而非英国的Cambridge)的地方是它所发出的信号：你应该更睿智。你真的需要抽出时间去阅读那些你打算阅读的书籍。

当你问到不同的城市传递什么样的信号时，有时候你会得到令人吃惊的答案。虽然他们对智慧也十分尊重，但硅谷传递出来的信号是：你要变得更有权势。

这和纽约传递出来的信号大不同。在纽约，权势当然也重要，但纽约会对一个仅依靠继承遗产而产生的百万富翁充满敬意。而在硅谷，没有人会真正在意他们，除了少数几个地产经纪。在硅谷，重要的是你对这个世界有多大的影响力。那里的人在乎Larry和Sergery，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财富，而是他们控制的Google，以及事实上对每个人的影响。

你可以从我曾经写过的关于米兰的Leonardo的故事里了解到一个城市的伟大力量。实际上，几乎所有你知道的15世纪的画家都来自于弗洛伦萨(Florence)，虽然那个时候米兰(Milan)和弗洛伦萨一样大。弗洛伦萨人的基因并无异于常人之处，所以你可以假设到在15世纪时，也可能同样有个叫做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人出生在米兰，他和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弗洛伦萨的达芬奇并没有先天能力上的差异。那么，他为何泯灭于众人之间呢？

如果曾经有个拥有达芬奇天赋的人败给了环境，那么你还认为你能打败环境的制约么？

我不会。虽然我有时候很固执，但我不会和环境斗争。我宁可利用它。所以我花很久思考我应该住在哪里。

我曾经认为伯克利(Berkeley)会是理想的住所，它看起来像是剑桥外加上好的天气。但是，当我几年前在那儿住下时，我发觉伯克利不是。伯克利传递的信号是：你应该过得更好。伯克利的生活是高尚有文化气息的。一个北欧来的人可能觉得Berkeley是全美最像她家乡的地方。但这个城市缺了点雄心。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一个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地方当然会吸引许多以生活质量为重的人来此定居。剑桥再加上个好的天气，事实上，并不是剑桥。你在剑桥看到的那些人并不是偶然的。住那儿得牺牲。那儿又贵又脏，天气也差。所以，你在剑桥遇到的那些人，是那些宁愿住在脏乱差的地方，也要和最聪明的在一起的家伙。

我看起来像是在说剑桥是世界上的智慧之都。这可能是个荒谬的结论。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城市像剑桥那样更适合这个称号了。美国的大学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从那些熙熙攘攘充满雄心的年轻人就可以看出。还有什么城市能和Cambridge比呢？纽约？有一些聪明人，但更多的是西装笔挺坐在大厦里办公的人。湾区也有许多聪明人，那儿有两所优秀的大学(UCLA和UCB译者著)，但它们离的太远。哈佛和MIT和西海岸的那两个大学实力相当，周围却环绕着20多所其他的大学或者学院。[1]

因此剑桥给人的感觉是它的产业围绕着理念(Ideas)，就如纽约的金融(Finance)和硅谷的创业(Start up)一样。

可能互联网会让我们更进一步。可能有那么一天，你住在哪里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归属的互联网的社区。但我并不那么确信，因为真实世界的带宽很高，城市像你传递信息的方式又非常微妙。

每个春天，当我在黄昏下漫步于剑桥的街道上时，都会感觉非常愉快，那个时候你可以隐约看到街边上房子里面的情形。当你傍晚在Palo Alto的街头散步时，除了街两头电视里散发的蓝光外，你看不到其他东西，而在剑桥，你可以看到书架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1960年的Palo Alto和剑桥很像，而如今，你已经不会意识到有一所大学就在它附近，现在，它只不过是硅谷边的一个富人区罢了。[2]

一个城市大体上是不经意间在向你倾诉，当你走在街上望入窗户时，当你偷偷听到街头巷尾的谈论时。这些信号，不是你努力去寻找的而来的，这是你遮掩不住的。在剑桥犯的一种职业病是常听到人们用质疑的语气说出陈述句来。但我仍然喜欢剑桥人的对话方式，而非纽约或是硅谷。

我的一个朋友在90年代末期搬去了硅谷住，她常向我抱怨，在硅谷你都不能偷听到什么有质量的谈话。那个时候我觉得她的想法很古怪。偷听别人的谈话可能很有趣，但别人的谈话的质量真的对你选择住在哪儿有那么大的影响么？

现在，我知道她的意思了。你所偷听到的那些对话告诉了你，你的身边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鼓励和气馁之间的不平衡就如同赚钱和失去钱一样。许多人高估了失去钱的效用，他们会比赚一块钱更加努力以求不失去一块钱。与之相似的是，尽管有许多人可以坚持不去做那些看起来里所应当的事情，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做一项事业，尤其是当你身边没有一个人关心时。

因为各种志向之间并不兼容，且一个城市很多时候仅会对一种特别的志向报以掌声，每个城市都专注于一个志向。剑桥之所以成为智慧之都不仅仅是因为那儿有出色的人，更重要的是除了对智慧的追寻外，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而在纽约和湾区，教授都是二等公民，除非他们开始玩对冲基金或是创业。
这回答了一个从互联网泡沫以来一直困扰纽约人的问题：为什么纽约不能成为创业中心，就像硅谷那样。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纽约创业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纽约人更加欣赏其他东西。

长远来看，这对纽约可能是个坏消息，新科技的力量在逐渐转化为金钱。纽约人对金钱的追求，和硅谷人对影响力和权势的追求相比，其实是在追寻同一样东西，无非是以一种较慢的速度在进行。事实上，纽约正在慢慢的输给硅谷，福布斯400强里，纽约和加州员工的比率已经从1983年的1.45降到了2007年的0.83。

是的，我们可以改变。

1.
那是三年多前的一个夜晚，我坐在校内的茶馆里，面前这个男人亦师亦友，他是那种纯粹体制外性格的人，和我一样，也是南人北相，因此在系里混的很一般。跟他同一届的好多人都当上了教授，他还是个副的，他姓符，自嘲道也许一辈子都是个副的。

那年我刚开始假装正经的研究起些形而上的问题来，对大学的失望，让我只能像小波书里说的那类人一样，背着手，站在世界地图前，关心起革命问题来。月亮照着窗外的小池塘，我拨弄着手里的茶杯，正色问道：”这个国家有前途么。”

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的神采，但瞬间暗淡下去了。我知道他在多年以前曾经是个学生领袖，那年广场上的人来人往，这个南方的温婉的城市里，年轻人少见的躁动起来，那些热血的口号伴随的正义感和身体里的荷尔蒙足以让他们愤怒，并且付诸实践。

他望着我，告诉我说，这一切都过去了。

那个瞬间我就感到失望，就好像见到一头愤怒的公牛终于被阉割，那种痛感直入骨髓，我也隐约的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

从那天开始我就也不再那么关心了，也不会为了一个观念就和人争执起来，<正义论>被<红宝书>取代，我埋头考G，考托，为了点GPA死命的学着。

我已经学会了铁石心肠，即使见到山西煤矿案，也仅会皱一下眉头，看着照片上孩子扭曲的肢体，感叹一声命运的无常。

歌舞依然生平，电视剧里的放着英明威武的皇帝镇服四方；许多人废寝忘食的在魔兽世界里寻找自己的尊严；小资的女人提着prada，在灯红酒绿下扭动腰姿期待一场邂逅；而每一个二三十岁的男人脸上都写满了焦虑；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成了成功人士，在镜头前教授你如何一夜成名；人们不再互相微笑，反而揣测着每一个笑脸相迎的陌生人背后的企图。

如果你没法改变，那只有逃离。

2.

34073。

这个仍然在不断增长的数字，前所未有的让国人团结起来了。

尽管在灾难面前，依然有人摆着故作的姿态，但无数的普通人开始参与进来了。

每一个城市的献血车前都排起长队，人们挽起袖子，甚至连瘦弱的不到90斤的小女孩，也排在队伍之中，这一切，因为你们关心。

无数的年轻人，千里驰援，他们也许幼稚和热血，但值得我们的掌声，这一切，因为你们关心。

每一个普通人打开自己的荷包，从辛苦的血汗钱里捐出一部分来，这些钱，你们本来打算用作结婚，或者省下来买房，这一切，因为你们关心。

无数的网民聚集在互联网的论坛里，人们口口传递着各种各样的前方消息，这一切，因为你们关心。

许多老板，也纷纷解囊，在没有良好的免税制度的前提下，捐出了巨大的金额，这一切，因为你们关心。

34073。

愿你们安息。

3.

50多年后，这个国家终于降下了国旗，为百姓默哀，他们是汶川人，四川人，也是我们自己人。

在这个时刻，请你相信普通人的力量，是的，我们可以改变。

如果你捐了款，如果你对捐款的去向不放心，那就请你大声说出来，因为，你关心。

如果你为每一个因地震而去的孩子而心疼，那就请你愤怒，请你大声说出来，为什么学校竟成了墓地，因为，你关心。

如果你痛恨那些灾难中的贪官污吏，那就请你大声说出来，钱和物究竟去了哪里，请你问责，因为，你关心。

如果你为34073而悲伤，那就请你大声说出来，请你呼吁给NGO的发展大开绿灯，一个开放的国家才能前途无量，因为，你关心。

如果你不仅感受到了，灾难的悲痛，还感受到了爱和信任，那就请你微笑，对身边的人微笑，因为，你关心。

因为你关心，

所以请你大声说出来，请你和这个国度里的每个普通人一样，请相信我们团结起来可以改变。

Together, We can change.

———————————————

请访问：豆瓣 汶川需要你的帮助！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HelpWenChuan/

另外，这是我和一些志愿者维护的灾情需求图

http://tinyurl.com/6msgma

早上从实验室的地板上爬起来，打开电脑随手播了一首歌，一下子感动了。

这个版本是Joan Baez和Bob Dylan60年代相恋的时候合唱的歌，比起其他的版本来Joan显得羞涩些，但这样的感觉洽到好处。

顺便8卦一下，70年代末，Joan和事业上刚起步的Steve Jobs Dating过，据说还拒绝了Steve Jobs的求婚。要是他们两个在一起，不知道会有什么火花擦出来。

2. 很多情况下，人们都喜欢高谈阔论，这无非是一种社交的需要，无须介意他们言论。如果觉得对方过于傻逼，那就笑一笑，不要恼羞成怒。

3. 说到，做到。这句话看似很容易，需要付出的努力很大。不要过度承诺，承诺了做不到更傻逼。

4. 让客户满意的方式，就是deliever something exceed their expection。做人交友也是这样。

5. 很多人比你牛逼的多。这个世界不缺天才。要时刻提醒自己，自己的价值究竟在哪里。要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场。

6. 做决定必须果断，做了以后要坚持。

7. 回头看看我早期的文章，里面充满了自以为是的表情，这让人厌恶。

8. 人们崇拜表面的浮华，多少人会理解背后的努力和坚持。

9. 不要幻想着一夜成名，那种浮躁会毁了你。

10. 讲带色笑话有时候能够粘合团队。也许这和文化有关联。

11. 做事情要看长远，不要为了一些眼前的小利改变计划。

12. 面带微笑的好处，一是告诉别人你很有信心，二是告诉自己要把心态放轻松。

13. 不要忽略那些细节，和技艺。正如黄仁宇所说，这个国家仍然不善于数目化管理。

14. 酒精是很好的团队粘合剂。

15. 永远不放弃。

看来我得另开个博来讲技术和IT民工生活了。

我把这篇马克思韦伯的《以政治为业》里的选段送给你。希望你在纽约一切顺利。有一天我会再去找你喝酒畅聊。

“第五个阶层，即大学里训练出来的法律学家，为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所特有，他们对这个大陆的整个政治结构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经罗马的官僚制国家改造后的罗马法，对后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在何处，以促进理性国家的发展为方向的政治革新，一概是由受过训练的法律学家所发动。这一现象也出现在英格兰，尽管在那里，法律学家庞大的全国性行会组织妨碍了对罗马法的接受。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区，都看不到与这一过程类似的现象。”

“缺少这种法律的理性主义，绝对专制国家的兴起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是难以想象的。各位如果浏览一下法国高等法院的谏议册（remonstration），或16世纪至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的陈情书（cabiers de doleances）[24]，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法律学家的这种精神。如果你观察一下法国国民议会[25]成员的职业构成，便可发现，尽管这些成员是按照平等参政权选举产生，其中却只有一位无产者，寥寥几名资产阶级实业家，和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律师。没有这些人，激励着激进知识分子及其各种方案的特殊精神，便是难以想象的。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近代法律家和近代民主便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从我们今天的含义看，作为一个独立身份阶层的律师，也是唯独在西方才存在。从中世纪开始，在诉讼理性化的影响下，他们从日耳曼形式主义的法律程序中的代辩人发展而来。”

“实际上，如今的政治，极大程度上是在公众之中利用言辩和文字来操作的。增强文字的效果，恰好是适合于律师来做的工作，而不是完全适合文官的工作。文官不是煽动家，他的目标也不是变成煽动家。如果他试图变成煽动家，通常他也只能成为十分差劲的煽动家。”